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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遥远的玫瑰色甜梦

罗家伦的一生，有三个闪光的片断。一是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二是改造清华大学；三是执掌中央大学10年之久。尽管后来罗家伦也担任过中华民国的驻外使节，主持过中央考试院，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总是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分不开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罗家伦的一生，人们往往会说：大学校长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20岁时，未经北大预科班而直接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也算是罗家伦吉人天相。这一年，正是蔡元培甫任北大校长之时，也是胡适博士留美7年之后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之日。在一次招生会议上，参加阅卷的胡适兴奋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当即表示同意。但当考试委员们翻阅这位名叫罗家伦的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蔡元培、胡适坚持不拘一格选人才。就这样，罗家伦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大学。
不知自何日始，罗家伦与高他一届的北大同学傅斯年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业，议论时政。当时罗家伦住在校外的松公府公寓，傅斯年住在校内的西斋4号。早晨到校上课之前，罗家伦总是喜欢到傅斯年的寝室坐坐。那是怎样地一个聚集了4位豪杰的男生寝室啊！“一个顾颉刚，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一个狄君武（当时名福鼎），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一个周烈亚，阿弥陀佛的在研究他的佛经（后来他出家在天目山做了方丈）；一个就是大气磅礴的傅孟真。”有时罗家伦去早了，傅斯年还赖在床上，罗家伦进屋就掀他的被子，搞得傅斯年叫苦不迭。
从1918年开始，傅斯年就与顾颉刚、罗家伦等同学商议创办一份宣扬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运作过程中，有的同学为这个刊物起了个英文名字“Renaissance”，意为“复兴”。学外文的罗家伦将它翻译为《新潮》。1919年1月1日，《新潮》正式出版，立即受到了全国文学青年的欢迎。第1期第1卷，加印了3版，销到了13000册。以后各卷也在15000册左右。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发行量了。
《新潮》创办之初，傅斯年是主编，罗家伦协助他做编辑工作。这两个初生牛犊般的年轻人，坚决主张“新文化运动”的立场，革故鼎新的意识非常强烈。无论谁的来稿，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符合他们办刊宗旨的，拿过去就又删又改，大刀阔斧地动手术。罗家伦总是觉得，那个时期傅斯年的文章就有一股厚重之气，让他自叹弗如。他对自己的文章老是缺少那么一点点自信，不几经修改、完善，不好意思示人。以至于多年之后，罗家伦再读他当年发表在《新潮》上的文章时，摇头表示，“永远不愿再印”。
1919年4月底，当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决定于5月7日，即国耻纪念日和日本就二十一条提出最后通牒4周年纪念的当天，举行一次群众示威游行。这项决定很快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赞同，为首的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及法政专门学校等。
5月3日，从巴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使人震惊。这些报道说，和会即将拒绝中国关于公正解决山东问题的要求。中国提案受挫是因为有中国“卖国贼”策划的“欣然同意”的换文。学生们决定示威游行提前于5月4日下午举行。北大的几个学生领袖立即连夜分头联络北京各高校学生组织。
5月4日上午10点多钟，奔波了一夜的罗家伦从北京城外的高等师范学校刚刚回到汉学园北京大学新潮社，北大同学狄福鼎便推门进来了。他对罗家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以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命你执笔。你快动手吧！罗家伦知道时间紧迫，不容推辞，欣然受命。他站靠在新潮社的一张长条桌旁，凝眉沉思，如同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尽管新潮社里人来人往，非常嘈杂，可罗家伦已浑然物外，毫无察觉。只见他思索即定，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一篇184字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挥而就：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罗家伦说，宣言写好后，他看也没看，立即让同学狄福鼎拿到李辛白先生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制5万张。结果到下午1时，只印出了2万张。学生们等不及了，拿着这2万张宣言传单上街散发去了。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也是5月4日当天以及以后的日子里，全国喊得最响的示威口号。当然，联合工商界一起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斗争，也是罗家伦的先见之明。
“五·四”刚刚过去三个星期，罗家伦便在上海《星期评论》上，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他总结了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特质：（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族自觉的精神。至此，轰动世界的“五四事件”也第一次在罗家伦笔下延伸、总结为“五四”运动。
对于那场对整个中国带来深刻政治和思想影响的伟大的五四运动，罗家伦功不可没！
1920年秋天，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罗家伦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毕业后又游历于德国、法国和英国多个大学。1926年回国后，执教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任史学教授。第二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了罗家伦的译著《思想自由史》。他在译者自序中说：“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从中可窥罗家伦回国之初的抱负和理想：为纯粹知识的主张而殉道。
不久，北伐战争爆发了。罗家伦的革命浪漫主义又被激荡起来。他投笔从戎，随军北上。据说，还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秘书。
北伐既定，天下一统。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少将军人之身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离开北京11年之后，一身戎装、踌躇满志地回来了！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用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校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插入美国大学的二、三年级。清华的这笔庚子基金，由中国的外交部长、外交部次长和美国驻华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因而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长校时，清华学校已更名为清华大学。但罗家伦仍不满意，他不愿意清华大学仅仅是美国学校的预科班。他毅然把清华大学再次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他擅自在招生简章上增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第一次打破了清华大学学生男性一统天下的历史局面。他启动了“改隶废董”的改革。改变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由教育部门直接管理；废除清华基金董事会，将这笔钱置于政府的掌控之下，避免了外交部个别人的暗箱操作，中饱私囊。所有这一切，无非展示了罗家伦致力于建设新清华的决心和信心。他的就职演说的题目就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罗家伦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
罗家伦深知，“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他坚持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巧妙地给教员发新聘书，给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职员降低工资。那一段时间，人们笑谈清华园里分为神仙、老虎和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罗家伦请来了杨振声、冯友兰与他共治清华；延揽了多位30岁上下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清华大学原有的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饱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外文系教授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时，反对白话文，力倡文言文，与罗家伦有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他托赵元任去打探罗家伦的态度。罗家伦闻后大笑：“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给他增加了工资。
罗家伦任人唯贤，甚至不惜得罪了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是中国史专家，资格也最老，聘他做系主任是顺理成章之事。但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跑到天津去请南开大学的留美博士蒋廷黻教授。蒋廷黻已受聘南开，不便离去。罗家伦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廷黻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表示，南开聘期一满，即去清华。罗家伦回北京后，以校长身分兼史学系主任，以便给蒋廷黻占住这个“缺”。他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任人唯贤的另一面，必然是裁冗员，汰“滥竽”，不论这“滥竽”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教英文和拉丁文。这个史密斯在课堂上从不讲解，上课时叫学生甲读一段课文，又叫学生乙读另一段，如此往复。下课铃响，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罗家伦岂能让这样的“老饭桶”误人子弟，一纸解聘文书，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通知那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他先后辞退了6名外教。这些人动员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理由，让马慕瑞碰了个软钉子。当然，罗家伦也不刚愎自用，有偏必纠。他刚到清华时，不重视体育。将体育部主任、外教马约翰降为副教授，也减了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球队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夹道欢迎。学生们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园内。罗家伦立即决定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还送给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基本建设非常重视。1930年初，他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在开工典礼上，罗家伦表示，“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得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向上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的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惊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是这样描绘图书馆的：“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资中筠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她对自己当初报考清华大学的决定更加欣慰了。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时还有一则佳话。有一年招生考试，一个考生语文和英语考得非常好，而数学不及格。爱才心切的罗家伦，亲自把这个考生叫到校长室谈话，面试之后特准入学。这个学生就是钱钟书。这几乎是罗家伦当年考北京大学的情景再现。没有罗家伦的“特准入学”，不知钱钟书后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陈寅恪评论罗家伦：“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台湾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人们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其实正是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为梅贻琦的发展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当然，罗家伦执掌清华权柄之时，也不是件件都得人心，事事尽善尽美。最初，罗家伦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化”为治校目标。所谓纪律化，就是军事化。他把学生分为四队，要求统一着装，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无故缺席要记过。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与杨振声也身穿军装，脚蹬马靴，与学生一起出操。按罗家伦的规定，记3次小过算1次大过，记3次大过就开除学籍。沈有鼎（后来的逻辑学家）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出早操，已经被记小过8次，眼看就要开除了，正好冬天来临，早操在大家的抵制下终于取消了，他才躲过这一劫。张岱年（后来的哲学家）刚入清华后，就是因为受不了军事化的约束，转学到北师大了。学校不是军营。大学和兵营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崇尚自由独立，后者强调纪律服从。罗家伦以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大学，肯定行不通。冯友兰坦承：“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之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
1930年，正当罗家伦在清华大学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他不得不起身离去了。离开是被迫的，原因至少有二。一是那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了华北，进驻北京，当然要除掉蒋介石的人。二是学生团体提出议案，要求罗家伦辞职。罗家伦提出了辞呈。教育部没有批准。但他去意已决，便独自飘然南下，去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去了。
1932年8月，由蒋介石亲自提名，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真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中央大学的混乱，由来已久。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因经费等原因辞职。同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代主席，一贯秉承当局旨意行事，为师生们所反感，在中央大学的权威并不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学生群情激愤。他们怒打了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了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了中央党部，捣毁了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社。中央大学学生们的这些惊天之举，迫使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中央大学校长，学生们坚决反对，1月底，桂崇基便辞职而去。政府旋又改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为校长，任鸿隽却坚辞不就，中央大学校务暂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不久后刘光华又辞代理，以致校政无人，一片混乱。中央大学全体教师宣布“总请假”，四处索薪。6月底，行政院委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为中央大学代理校长。段锡朋为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留学海外，学贯中西，生活俭朴，为政清廉，颇有大儒风范。而闹得兴起的学生以“反对政客式人物来当校长”为借口，还是不接受段锡朋。而且在段锡朋到任之日，拦车打砸，群起殴辱，致使段锡朋落荒而走。蒋介石闻讯雷霆震怒。下令解散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
罗家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的。
长校伊始，罗家伦提出了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治校方针。他认为，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罗家伦设想，每个阶段大约需3年时间，奋斗10年，中央大学会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罗家伦为中央大学倡导的新学风，是“诚、朴、雄、伟”四个字。“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做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惟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
罗家伦年纪轻轻，却能从“安定”入手，提出中央大学三个阶段的发展思路和“四字”校风，足见他识见之老成。抓住了“安定”，也就抓住了中央大学过去两年所有问题的“牛鼻子”。罗家伦是学过历史，教过历史的。中国历史所有问题的症结，就是极少有一段“安定”的社会局面。而没有安定，一事无成。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中央大学稍微安定之后，罗家伦说，聘人便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1933年，中央大学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这些人当中，有留学美、日、法的博士，有外籍教授，甚至还有就教于居里夫人的亲传弟子。据说有一次蒋介石问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王世杰回答：“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蒋介石闻听，默然不语。
中央大学建在南京市中心，市井噪杂，地域逼仄，已无发展余地。罗家伦亲自勘察，几经论证，在南京城外两江三山环抱之处，找到了一方建校的好去处。政府拨款、设计规划、基础开挖，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罗家伦形容新的中央大学是他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只待1938年完工之日，去品尝他的梦的甜美了。抗战的烽火将这一切化为泡影。
七·七事变爆发之日，罗家伦正在庐山开会。他立即赶回学校，紧急组织招生事宜和迁校准备工作。也是罗家伦有先见之明，华北局势紧张之时，他已着人钉制了500多个大木箱，这时立马派上了用场。全校师生分工明确，装箱打包，将图书、仪器、教具，以及航空教学用的3架飞机、医学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买自国外的实验用的优良牛、羊、鸡、犬品种，一一包装妥当。在学校迁移地点的问题上，罗家伦立主一步迁到重庆，确保师生安全和教学顺利进行。他的正确决策，使中央大学师生受益匪浅。避免了其他大学数次搬迁的劳顿之苦。
中央大学的队伍，浩浩荡荡，一路西行，井然有序。到10月下旬，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而且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复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记录！”
南京沦陷的前几天，罗家伦到郊外丁家桥的中央大学畜牧场视察。看到还有许多教学、实验用的鸡、鸭、犬、猪、牛、羊等等。那时，再也无法找到车和船，没有办法带走它们了。罗家伦不得不召集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畜牧场的场长王酉亭，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知道学校买这些禽畜花了不少钱，也知道这些优良品种的禽畜在教学科研上的价值。他下定决心不放弃最后的努力。王酉亭连夜找来木船，运过长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入湖北，走宜昌，经过一年多的艰苦长征，行程数千公里，竟然将这些禽畜一只不少地带到了沙坪坝。在校门口，看着衣衫褴褛的员工，看着一只不少的鸡鸭牛羊，罗家伦感慨万千，热泪盈眶。他竟孩子般地抱着这些禽畜们亲吻起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叹：抗战时期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的“鸡犬不留”，那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却是中大的员工们历尽艰辛，全部搬到重庆了。
1941年，就在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第十个年头的时候，他因挪用建校经费而黯然去职。自此，他再也没有回到过教育界。
罗家伦本色是诗人。新旧诗都写得很好。早年的一首《玉门出塞歌》，广为传颂：
左公柳拂玉门晓，塞外春光好。天山溶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 过瓜田碧玉葱葱，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
南京的中央大学新校址，一直是罗家伦“玫瑰色的甜梦”。他用充满激情的新体诗，描绘这梦的美丽：
我又想到雨花台南，
冈名石子，
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呵，
大江雄浑，
秦淮澄清。
这二水三山的中间，
正是理想的学府都城！
有的是很老的森林，
更加上手种的榆柏；
也快成阴。
牧场的花背牛羊，
历落的沿着山冈西下。
夕阳里
映出来如雪如金。
抗战爆发前后，罗家伦激扬文字，砥砺民心。他说：“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并为此痛心疾首。1936年冬天，罗家伦代表中央大学师生到绥远看望抗日将士，写了一篇《告绥远将士书》，字字珠玑，文采飞扬，纸短情长，掷地有声：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罗家伦的一生当中，参与、举办了两个特殊的葬礼。一个是他的同学、好朋友傅斯年的葬礼；一个是他敬爱的师长胡适的葬礼。这大约是罗家伦心中最痛苦的事情。
主要参考文献：
罗久芳著《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陈明珠著《五四健将——罗家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周策纵著《五四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